在12月中旬刚好读完了George A. Akerlof和Robert J. Shiller的《Animal Spirits》（译名《动物精神》），感慨颇多，刚好12月末我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家遭罪之初也终于有空来写下这本书的读后感。本书隶属于行为金融学的范畴，主要研究作为投资者的人的心理和行为机制从而为金融市场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解释，因此动物精神统指在金融市场中所有会对市场产生非理性冲击的心理因素。按照作者的理念将动物精神主要分为：信心、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和故事五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将逐个探讨每个概念。
信心应该是我们日常中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例如政府高层会公开谈论经济形势时提到“对我们的经济很有信心”， 但是社会大众的信心从何而来，在经济发展的正周期，人们看到经济日益发展，自发做出决策并且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此时将怀疑搁置。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并且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涨，只要人们保持这种信心，那么冲动投资就不会体现出来。反之，在经济发展的逆周期，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甚至倒退，人们开始担心危机会侵蚀自己的个人财富，对投资都缺乏信心而更愿意持有现金，此时占据心理上风的都是怀疑。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跌落，并且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中说到：人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经济学认为信心是人们考虑所有可得信息后的一种理性预测。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完全不懂金融理财产品，但他们依然在20年基金热潮中纷纷入场，只因为那阵热潮让他们对市场很有信心。还有全世界最成功的CEO，通用电器的杰克韦尔奇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决策都是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而在宏观层面，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候又是不合理的，信心过剩可能会使得经济形成泡沫，缺乏信心又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本质上说，全球所有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都是大众对于经济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之所以政府能够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不是因为政府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恰恰相反，政府只需要调控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就足以，而信心会以乘数效应最终体现到经济层面。
公平问题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如果公平遭受挑战，那么由此引发的风波往往会超出想象。第一个问题是下雨天的雨伞价格，雨天雨伞的加价行为是可接受的呢，还是不公平的？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下雨天导致对雨伞的需求增加继而导致价格的增加。但是根据一项调查，82%的人认为提价是不公平的，这是出售者在发下雨的“灾难财”，因为他的进货成本并没有增加。另一个例子是：对于豪华酒店和普通杂货店的啤酒价格，人们愿意付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他们愿意为前者多付出75%。从理性的经济学考虑，啤酒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因此人们应该为两个地方的啤酒支付相同的价格。但实际上，人们会认为杂货店的啤酒价格和酒店相同是不公平的，他们不愿意从杂货店多花钱购买啤酒，但对于酒店就非常乐意打开钱包。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不同的情景有着不同的心理锚定价格，如果显示价格不能和这种心理锚定一致，那么公平性就荡然无存。公平是一种幸福，而不公平是一种耻辱。
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和欺诈也是一种对公平的挑战，它们藏匿在经济运行的黑暗面，在每一次的曝光中给人们留下惊叹和饭后谈资。资本主义能生产任何带来利润的产品，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总是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人们认为需要并且愿意为之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那么资本主义就会生产这种假药。因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资本市场中，这种假药变成了有价证券，因此就像市场监管局一样，我们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但即便如此，这类腐败和诈骗事件还是层出不穷，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投资者，评级机构并没有真正为这些资产做出合理的评级，而是为了利润业绩将所有打包资产给予AAA评级，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这场房地产泡沫的狂欢中，这些机构都成为腐败骗局中的一环。而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大众才看到腐败诈骗渗入已经如此之深。可以肯定的是，腐败欺诈存在于任何时代，但我们不难发现，其发生的数量会在经济泡沫膨胀时期快速上升，而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腐败和欺诈给经济带来的“地震”影响只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一动物精神对现代经济的影响。
当决策受到名义货币金额的影响时，人们就会产生货币幻觉。例如，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公众场合吸烟罚款50元”，可能这块告示牌年份已久，50元在上个世纪和今天的货币价值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经济学中假设人们都是理性的，也就是人们在决策时总会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人们在某些时候会产生货币幻觉，在有些时候又没有货币幻觉。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反向的均衡关系，也被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当劳动力市场紧缺时，工人会要求较大的工资涨幅，当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状态时，物价也会上升，其中部分原因是工人要求涨工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同样处于高位。根据早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所要求的名义工资的增长只取决于失业水平，很快这一观点就被改变，费里德曼认为人们在工资协商中没有货币幻觉，换言之，他们关心的是相较物价的实际工资价值，因此会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加入到工资协商中。也就是说在低失业率水平时，由于对劳动力和产品的需求都很大，企业就会设法提高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产品价格的涨幅要超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人们就会发现实际通货膨胀高于他们的预期，进而会上调其通货膨胀预期，这种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加入工资协商和价格设定中。反之，在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价格和工资水平就会出现螺旋式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临界点的失业率水平，在这个水平下，通货膨胀既不会螺旋式上升也不会螺旋式下跌，这个失业率就被称为自然失业率。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关键支持点就在于人们没有货币幻觉，但是很明显假设完全不存在货币幻觉也太过于极端，实际上，只有极少的劳动合同会包含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条款，其次，大多数金融合同也采用名义货币来展示，例如一张债券面值100元，但很明显持有到期后的100元面值价值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有我们的会计制度也是以名义货币来进行记账的，那么基于会计财务数据的决策也基于货币幻觉，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货币幻觉的存在。
人类的心理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故事。相较于平淡的理论知识，我们更喜欢跌宕起伏的电影故事。人类的记忆和历史也是以故事来进行传承的，那么没有故事的或者故事不够有趣的最终都会被遗忘。但是喜欢故事的爱好让我们也容易被故事欺骗，虽然经济学家一般主张应该关注定量事实和理论，并且建立在最优化的基础上，但新闻媒体不会同意这一观点，为人们提供喜闻乐见的故事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有时还会出现一种过度解释的倾向。例如，当股票价格在某个风平浪静的交易日发生正常幅度的波动时，权威评议员就会轮番上马，用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家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故事。但是从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就会发现故事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关互联网发明和应用的故事，就在千禧年的股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微观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在身边听到一些传奇的故事：某人因为21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而实现了财富自由，某人因为房地产宏观调控又落得破产等等。这类故事不断地挑拨着我们的神经，影响着我们对经济运行的信心，最终作用于个人决策。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们实在是太喜欢故事了，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未经证实的故事，从而防范一些潜在的欺诈风险。
从以上各个方面，我们能看出动物精神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也为现在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见。动物精神是人们行动的真实动机，理解经济的运转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动机，还需要我们深入考察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以及历史带给我们的故事。只有在思想和政策中充分重视动物精神的作用，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
写下这篇文章时背后的故事：
在我刚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防控政策的180度急转弯，所有城市公共场所先后停止查验核酸阴性证明、行程码和健康码，意味着彻底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关于放开之前发生的一些小插曲读者有兴趣也可以自己了解一下）。随后几天Omicron像无数只数不清的饥肠辘辘的野狗一样，冲向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同时伴随着防控政策的放开，感染新冠病株的人数不断上升，在博主所在上海为例，政策转变仅一周后，便有40%的同事感染，三周后全公司只剩下约10的同事在坚守。
我在此处无意评判国家政策，只是想简单聊一聊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我的生活所见所得所感所悟。其实我一直坚信病毒最终要么靠研发疫苗获得人体免疫（这种是对社会影响最小的方式），要么就靠自然法则人人感染最终自然免疫。可惜很快打了疫苗的人也纷纷中招导致第一种方式逐渐成为不可能。那么唯一的出路只有第二种了。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物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熵”，它是指一个物体的混乱程度。举个例子：如果你经常打扫房间就会发现，只要稍微有段时间没有打扫，房间就会又变得很乱很乱，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处在一个“熵增”的过程中，所有事物的变化趋势都是杂乱无章（分子的自由运行最终充分融合），你可以回忆身边的一些事情来思考一下。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逆熵”，或者叫“熵减”。我们主动打扰房间的过程就是一个逆熵过程，逆熵需要外部能量才可以完成。冰糖融化在水里后，就很难再把它还原成扔进去之前的样子。很明显疫情的防控就是一个逆熵的过程，需要耗费社会大量的资源才可以完成，且随着传染性越来越高，这项逆熵的能量也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总归有一天防控政策不得不调整。
但超预期是这个世界上最刺激的事情，不管是金融市场还是生活，防控政策的突然转变让大家回到了19年底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那个时候抢的是口罩和消毒液，这次是退烧贴和抗原检测盒。退烧药和抗原试剂盒的大量短期需求冲击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角落，于是就有了朋友圈黄牛、快递小哥偷快递等等各类奇葩新闻。这个社会有些人的人性是真的禁不住考验的，在温饱健康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恶就像章鱼的触手一样藏在社会的稳定之水之中，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立刻显出原形。所以说在政策制定的条件中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是非常灾难的一个偏差。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现在看来这句话或许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政策的调整显然会让一部分人满意又或者让一部分人不满意，人的境遇不同是不能相互理解的。因为新冠即便致死率有降低，但对于即便身强体壮的我来说，依然让我最近晚上高烧不止，没有什么选择是安逸的，我也有看到一些人从支持放开转变为怀念动态清零时期。诚然，疫情三年，即便新冠反反复复，但是绝大数人都是免于新冠病毒的入侵，并没有亲身体会到病毒的强度，但是封控在家、强制消杀的强度应该是基本都感受到了，到了两害相取选其轻的时候大家会选择直面病毒还是畸形的人性？我相信经历那场大火后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有一点要强调，至今我个人依然觉得动态清零是个好政策，但可惜它最终并不是败给新冠，而是败给我们的人性。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新的一年了，而我也刚刚恢复阴性。虽然我个人对新一年的社会环境比较悲观，但能熬过2022年，我们已经都很不容易了，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也能坚强生活，砥砺前行，2023一切祝好~
